光緒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十二月，康梁變法失敗，譚嗣同等六君子被殺，一個企圖謀廢光緒帝的陰謀正在醖釀，孫家鼐聞後力諫不可，稱病乞罷，回鄉探親。 咸豐九年（1859年）狀元，授翰林院修撰。 光緒四年（1878年），命在毓慶宮行走，與翁同和同任光緒帝師。 歷升侍講學士、侍讀學士、侍郎等職。 二十六年，乘舆西狩，召赴行在，起礼部尚书。 充学务大臣，裁度规章，折衷中外，严定宗旨，一以敦行实学为主，学风为之一靖。
江西學政陳寶琛疏請以先儒黃宗羲、顧炎武從祀文廟，議者多以為未可，家鼐與潘祖蔭、翁同龢、孫詒經等再請，始議準。 十六年，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書，兼順天府尹。 孫家鼐 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佈“明定國是”詔書，實行新政。 孫家鼐因其變法要求温和保守，所以並未受到慈禧頑固派的追究，保住了位子。
孫家鼐: 孫家鼐人物事蹟
為取悦對方，他聘請吳汝綸為學堂總教習。 光緒二十九年，旗人榮慶受命協助張百熙督辦學堂，但是二人在很多方面意見相左。 因此，光緒三十年年初，命孫家鼐與張、榮共同整頓學堂教育。 然而，孫家鼐此時已年近八旬，學堂的大部分規章實際上是由張百熙制訂。
嗣後，還令其子孫先後在故鄉壽州辦了很多學堂。 康、梁變法失敗後，六君子受戮，慈禧太后“廢帝立儲”，他力諫不可，意見未被採納，藉口養病請退以示抗議。 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後，他奉慈禧命至西安任禮部尚書。 還京後，拜體仁閣大學士，歷轉東閣、文淵閣、晉升武英殿充學務大臣。 光緒十六年（1890）授都察院右都御史、工部尚書，兼順天府尹。 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戰爭即將爆發，朝議主戰， 他力諫“釁不可啓”，主張忍讓屈和。
孫家鼐: 孫家鼐史籍記載
1898年7月3日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受命為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首任管理學務大臣，1900年後任文淵閣大學士、學務大臣等。 光緒二十年（1894年），孫家鼐反對為朝鮮的宗主權與日本開戰，力言「釁不可啟」，主張妥協，與李鴻章的見解不謀而合。 在維新變法問題上，孫家鼐和翁同龢、李鴻章都能影響光緒皇帝，但孫家鼐有別於翁、李，也有別於康梁等維新派。 在光緒籌劃變法過程中，身居高位忝列“帝黨”的孫家鼐，深知國家落後捱打的根本原因在於清王朝政治上的腐朽和經濟上的衰敗。
歷時甚短的強學會及京師官書局，主要致力於政治議論，推廣科學文化尚在其次。 但孫家鼐於1896年3月24日奏報官書局章程，將農務、製造、測算之學置於律例、公法、 商務的同等地位，並率先提出了京師大學堂分科立學的主張。 在這份奏摺裏，他還強調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著名公式，並定為立學宗旨。 這6門學科的內容均包括基礎科目與應用技術。 例如，製造、格致（化學和物理）等學均被列入“工學科”之中。 光緒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初，光緒皇帝命孫家鼐籌建政府出版機構──京師官書局，它包括一個圖書館、一個印刷廠以及一所學堂。
孫家鼐: 孫家鼐人物生平
同治三年（1864 年）任湖北學政。 光緒四年（1878 年）命在毓慶宮行走，與翁同龢授讀光緒皇帝，後累遣內閣學士，提升工部侍郎。 江西學政陳寶琛上書請示以先儒黃宗羲、顧炎武從祀文廟，議者多以為未可，孫家鼐與潘祖蔭、翁同龢、孫詒經等再請，才得到批准。 孫家鼐 孫家鼐，幼讀詩書，鄉試中舉後，初次會試不第，目睹諸兄登榜，益自奮勉。
他這種對國家負責，不計前嫌的寬闊胸懷，受到世人的稱讚。 此外，在1898年9月9日的奏摺裏，孫家鼐要求在京師大學堂開設中西醫學專業，條陳立即得到皇帝的贊同。 孫家鼐又於9月14日上呈一份章程， 規定學生兼學中西醫學，大學堂開設一家醫院，供學生日常實習之用。 拔一卷廁二甲，同列意不可，即屏退之，其讓不喜競類此。 光緒三十二年（1906）清廷宣佈立憲，設立資政院，孫家鼐出任總裁，召諸臣輪班進講，親撰尚書、四子書講義以進。 光緒三十四年（1908）二月，賞太子太傅，在壽縣城北街建太傅第（今中共壽縣縣委黨校址）。
孫家鼐: 孫家鼐
但他決不想打破這個制度或者動搖這個制度的根基，他反對維新派的改革政治制度的主張。 孫家鼐 如光緒皇帝預備頒佈的新政詔令曾有設議院內容，但孫家鼐力諫：“若開議院，民有權而君無權矣。 ”他的這一態度正合光緒之意，結果維新派的“設議院”主張沒有列入維新的詔令。 他主張向歐美學習，指出要“因時制宜，一切格致之書，專門之學，則又宜博採泰西所長，以翊成富強之業”。 同時，他又認為“中國以禮教為建邦之本，綱常名義，萬古常新”。
然而，這年秋天慈禧太后重掌政權，光緒的新政均被廢棄，許多大臣被處死或革職。 孫家鼐雖為光緒皇帝的師傅之一，卻未受斥退，仍在朝中供職。 光緒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甲午戰爭後，民族危急空前嚴重，民族資本主義初步發展。 以康梁為首的維新派代表着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和開明士紳的政治要求走上歷史舞台，得到以翁同龢為首的帝黨官僚的支持，皇帝開始實行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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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今日時勢，譬如人患痿痹而又虛弱”，要對症下藥，不可病急亂投醫。 他説：“變法宜民出於公論，庶幾人情大順，下令如流水之源也。 ”不過，孫家鼐寄希望於“君臣同心”，只要符合大多數官僚的利益，變法維新就可以暢通無阻了，這顯然是把變法維新看得過於簡單了。 1900年（光緒二十七年），八國聯軍入京，慈禧太后西遷，孫家鼐奉詔至西安復任禮部尚書。 1902年初，返京後，官拜體仁閣大學士，後轉東閣、文淵閣大學士，晉升為武英殿大學士，充學務大臣。
- 如梁啓超所説“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
- 議改官制，命與慶親王奕劻、軍機大臣瞿鴻禨總司核定。
- 根據孫家鼐的建議，京師大學堂的原始方案賦予理科的重要性不僅超過康有為和梁啓超的設想，甚至可以説，與文科、政治和法科相比，佔有壓倒的地位。
- 孫家鼐（nài）（1827年－1909年），字燮臣，號容卿、蟄生，別號澹靜老人，安徽省鳳陽府壽州（今淮南市壽縣）人，晚清狀元、政治家。
- ”不過，孫家鼐寄希望於“君臣同心”，只要符合大多數官僚的利益，變法維新就可以暢通無阻了，這顯然是把變法維新看得過於簡單了。
當時的士大夫認為，救國之本在於徹底改學，也就是徹底改變學習的系統和培育人才的方法。 如梁啓超所説“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 孫家鼐也提出“國家要富強，民族要興旺，首先要開辦學堂”的主張，贊同維新派“開民智、通下情”的政治主張，並參與康有為創立的強學會的活動。 中國近代最早的大學──京師大學堂的創辦，正是這種思潮的產物。 光緒二十年（1894年），孫家鼐反對為朝鮮的宗主權與日本開戰，力言“釁不可啓”，主張妥協，與李鴻章的見解不謀而合。
孫家鼐: 孫家鼐人物事蹟
接着命在北京建立一所大學堂，委派孫家鼐籌建，併兼任管學大臣。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帝后西行陝西，孫家鼐被啓用為禮部尚書。 還京後，任體仁閣大學士，歷轉東閣、文淵閣、武英殿大學士，充學務大臣，注重實學，並與張百熙等制定《奏定學堂章程》，開展教育改革。 後與慶親王奕劻、軍機大臣瞿鴻禨總責核定改革官制。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賞太子太傅。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帝后西行陝西，孫家鼐被啟用為禮部尚書。
尝疏谓：“国家广集卿士以资议政，听言固不厌求详，然执两用中，精择审处，尤赖圣知。 闭门斋居，杂宾远迹，推避权势若怯。 尝督湖北学政，典山西试，再典顺天试，总裁会试，屡充阅卷大臣，独无所私。 拔一卷廁二甲，同列意不可，即屏退之，其让不喜竞类此。
孫家鼐: 孫家鼐人物生平
還京後，任體仁閣大學士，歷转東閣、文淵閣、武英殿大學士，充學務大臣，注重實學，并與張百熙等制定《奏定學堂章程》，開展教育改革。 後与慶親王奕劻、軍機大臣瞿鴻禨總責核定改革官制。 光緒四年，命在毓慶宮行走，與尚書翁同龢授上讀。
不料被都司誤認為是“行跡可疑的竊賊”，當即被緝拿帶走。 當他們來到“狀元府”門前時，孫公要求叩門請人作保，守門人王興見狀大驚，痛斥都司妄行，這可嚇壞了都司。 次日，知州、總兵帶着都司前來請罪，孫公不但沒有怪罪，反而稱讚都司忠於職守，並建議提升。
孫家鼐: 孫家鼐
所以，他主張變法的目的只是為維護清廷統治出謀劃策，用“變法”來為它造血、輸血。 1894年中日戰爭爆發後，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主張談判講和，翁同龢力言開戰。 而孫家鼐強烈反對為朝鮮的宗主權與日本開戰，認為“釁不可啓”，贊同李鴻章的和談主張。 甲午戰爭的失敗使孫家鼐看清了清朝政府政治、軍事的腐敗，思想上發生了變化，同情維新派，並提出了自己的變法主張。 1895年，康有為在北京創立強學會，議論時政，譯書譯報，宣傳變法維新。
孫家鼐: 孫家鼐人物生平
尋卒，年八十有二，贈太傅，諡文正。 戊戌政變後，大學堂雖蒙朝旨准予保留，但開辦條例已與原方案相去甚遠。 大學堂於1898年12月31日開學,科學課程竟一門未開。 恰恰相反，1898年9月26日上諭及同年11月16 日懿旨一再要求對學生進行這方面的教學。 由此可見，大學堂開學後遲遲沒有開始科學一事，真正的責任者並不是孫家鼐。
孫家鼐: 孫家鼐
器量尤廣，庚子，外人請懲禍首戮大臣，編修劉廷琛謂失國體，責宰輔不能爭，家鼐揖而引過。 家鼐獨保廷琛，謂曩以大義見責，知忠鯁必不負國，世皆稱之。 1900年庚子事變發生後，編修官劉廷琛上疏責備身為大學士的孫家鼐失職，孫不與爭辯，後來皇帝命他推舉御史，孫家鼐卻獨保劉廷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