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都來自於當代技術科學的分子轉向（molecular turn）。 畢竟，無論在知識論或存有論上，「化成分子」（becoming molecular）都必然意味著觸及次分子和更微型的尺度，並由此勾勒出非線性的迂迴路線。 班雅明主張，和魯迅等人一樣，翻譯的基本分析單位應該是「字」而非「句」。 他認為，唯有透過對原著句法的字面直譯，譯作才能精鍊出原著的「光」(the “light” of the original)。 當然，所有的可共量性都有可能是假象，或是幻想，儘管有時候幻想比現實來得更真。
現代醫學同樣也充滿了賽伯格，充滿有機體和機器之間的接合，兩者都被視為編碼化的裝置，受胎於一種親密關係並仰賴一種並非生於性史的權力。 賽伯格的「性」回復了羊齒類和無脊椎動物的可愛複寫巴洛克（如此優美的抵抗異性戀中心的有機防護措施）。 現代的生產似乎就是一場賽伯格殖民工作的夢，和這個夢比起來，泰勒主義的惡夢實在太悠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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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大家沒有聽過「怪物社會學」，但我認為這很重要。 社會學是一個非常紛雜的學科，不僅在方法論上，也包括許多專門領域。 而「怪物」，對社會學的思考來說是蠻重要的，因為社會學特別強調，任何的身分或範疇，都有獨特的社會過程，以及相關的歷史條件和物質基礎。 張君玫 首先是熊秉真審視從黑死病以降的幾次疫病大流行，爬梳其向來受忽略、對人類歷史進程的衝擊，並提出人文學科應有的因應調整。
- 河川是一個美好的隱喻，但同時也指向了生命的脆弱性。
- 透過這樣的理論思考，我將指出，中國新文化運動者往往陷於一種語文再現論和文法決定論的誤謬，執著於既定的中西整體二元論，低估了文化翻譯的越界創造空間，以及翻譯本身所涉及的分子化運動，儘管他們身為翻譯者早已在身體力行這樣的運動。
- 讀者不妨把本書各章視為書寫者／實踐者仍在旅行中，分子繪製的航圖，彼此分立但又相連，在島嶼上，在島嶼之間，穿梭在可見與不可見的世界裡。
- 蓋婭的理論始於人類探索何以這座行星可以支持生命的形成，隨即發現生命一旦出現就開始了分子層次的纏繞塗鴉，並促成這座行星的生命進一步演化。
- 當然，她的書不是時下流行的休閒小書，看後就扔的那種。
- 女性主義的廣度則透過女人相關的問題意識，從而連接了生物學、社會學、哲學、文學和藝術。
- 但是，在這樣的漸層轉折中，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哈洛威從未放棄她對於權力與支配的關注，亦即女性主義的基本政治關懷。
在二十一世紀初的現在，我們對於生命要有更深刻而廣博的理解。 因此，以生命做為典範，我們可以說，每個學科都如同一個物種，在條件不利的情況下當然也可能滅絕，但在生命個體的鬥爭與努力中也可能幸運的進行動態的演化。 這是我看待自身專業的方式，不是狹隘的認同，而是更具體與動態的處境認知。 早在翻譯《女性主義社會學》時，張君玫教授的譯筆就已經很有名了，但是本書的翻譯，因為涉及到人文、女性主義、生物學、靈長類學等多元的領域，大概會更為困難。 不過，因為張君玫這幾年來致力於哈洛威的研究，我們會期待她在本書中有著精彩的翻譯、譯註、還有她的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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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募資平台推出方案，直接與消費者進行募資，但群眾募資因為其與群眾直接接觸的特性，讓它有點像是產品雛形的行銷管道、更類似測試市場性的工具。 政府因應政策／社會發展需求，針對特定產業別或人口族群提供補助專案，此類補助可依性質分為「貸款補助」及「資金補助」。 貸款補助多半會有利息補貼，對於中小型創業者而言算滿實惠的選擇之一，而資金補助多半直接補助特定金額。 政府補助專案申請需確認是否符合資格，辦理流程較複雜，整體會較耗費時間，適合運營穩定、非急迫資金需求的創業者。 創業者除了自身存款或穩定收入來源之外，還可能向家人、朋友、信任者（Family、Friend、Fool，3F）籌募款項，此類籌募款項多寡與個人因素（交情深淺、存款多寡）相關，因人而異。 值此人類世危機時刻，本書九篇論文彼此呼應、互相燭照、分進合擊，提出了對全球化與人類世的諸多洞察，相信必能對後疫情時代略有提點之功。
在我諷喻的信仰，我的褻瀆中，處於核心的是賽伯格的意象。 所謂的「怪物」，在社會和文化上面的意義是很複雜的。 比如，我們透過標籤化，透過排除，透過汙名、透過孤立等等多重而交織的過程去形成的。 所以，關於怪物的存在，我認為在行動上很複雜的意義，因為他讓你不得不意識到你在日常生活當中習以為常的事物，其實是建立在某一些界線上面。 當然，對某些人來說，「如何行動」這件事，連結到怪物可能是如何把它處理掉。 而是想要思考我們如何和怪物結盟，如何作為怪物來行動，這可能反而是我所親近的女性主義思想和社會學思考方式中重要的問題意識。
張君玫: 性別研究單位
當女性主義者或其他人文學者放棄對當代科技科學（techno-science）的理解，就等於已經把江山拱手讓給敵人。 而敵人的指認本身，就是一個充滿爭議空間的真理賽局，比如在關於免疫系統的相關論述中（本書的第十章）。 文字在真理政治中所扮演的作用是無法漠視的，因為我們的思考與存在都不得不透過字詞的運演並且在其中產生投射、彎曲和轉折等作用。 然而，哈洛威從來就不是絕對的建構論者，她始終相信並強調，並非所有的建構都是平等的或均值的，而有著不同程度的物質性和可說明性，亦即建構者必須負起說明的責任，包括對她本身的物質基礎。 其次，在女性主義的政治面上，本書提出的「賽伯格」（cyborg）觀點，其實是個十分有實踐意義的女性主義政治觀點。 我以前把翻譯成「機器動物人」，也正是在強調這個跨越各種本質主義的當代傾向。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美國的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我們看到黑人女性主義去批評白人女性主義，女同志運動批評異性戀中心，基本上都在質疑「你所說的女人並不包括我」，你講的那種女人基本上是白人的、異性戀的、中產階級的女人。 因此，其他身分的人就會發聲，出來挑戰那個「女人」的範疇。 張君玫 賽伯格女性主義所強調的政治因此別於狹隘的認同政治或是身分政治。
張君玫: 【搜尋「張君玫」的人，同時也搜尋……】後殖民的人類世
如果我們可以用「後殖民」、「全球化」、「世界化」或「現代」來形容這個歷史特定的處境，那又代表了甚麼意思？ 在當代後殖民「世界化」與「在地化」之間的拉扯中，如何尋找或打造出真正的自己？ 在後殖民的重複與差異中，如何不落入恆久的文化邊陲或全球學術的加工區，將是我們無法假裝矇住眼睛就以為看不到的問題。 欲望不僅表現在符象和語言的層次上，同時也流淌著逃脫符象化的欲求與渴望。 要掌握文化內在欲望的韻律，除了更扎實的理論探討和意識深耕之外，也必須願意花功夫去檢視中文論述場域以及台灣本土論述場域中的重要線索。
後殖民的分子化塗鴉不應該抹滅界線；反之，必須在纏繞之中勾勒出界線，無論有多暫定。 在跨物種、多物種、物種間的複雜勾連中，如何標示出物種歧視的毀滅後果，是後人類生態政治的核心任務。 後殖民的族群和文化戰爭，早已在席娃（Vandana Shiva）所說的「哥倫布再臨」（Second Coming of Columbus）中，蔓延到非人類世界。 雖然我們仍舊不是很清楚，何以「真正的翻譯」必然是「透明的」，而且可以透過句法的字面直譯來達成，除了說，在這樣的直譯中，原著的句法將依然清晰可見。 除了文法構造的差異之外，中文書寫系統的基本單位「字」在結構上也根本有別於拼音文字的words。
張君玫: 張君玫：德希達、魯迅、班雅明：從翻譯的分子化運動看中國語文現代性的建構
反過來說，這也是從「解構西方文化」的角度去重新省視中國語文現代性的實踐，也將有助於我們理解中文語言改革所涉及的知識域運作。 因此，本文的書寫是採取雙線道的方式：把「西方」放進「非西方」的境遇，也把「中國」放進「非中國」的更大脈絡中。 張君玫 此一雙線道的思索，或許也可視為嘗試解構中西二元對立的初探。 「孩子，是未完成的人。抑或，人，是未完成的孩子。」這是我有一天看著孩子時寫下的句子。 未完成，可能正是人類必須去承接的文化命運，就算是在後人類的問題意識中也是如此。
- 此書雖名為「社會學」的想像，其實談論的對象可擴及整個「社會科學」。
- 女性主義的問題意識，雖然表現的形式有千百萬種，彼此之間往往有激烈的爭議，但都還環繞著性別化的正當性和正義問題。
- 不能放棄「科學」，或者更精確來說，「科技─科學」（強調科技和科學無法切割），這個具有重大作用與影響力的鬥爭場域。
- 但由於參與論述的知識份子很容易陷入二元思考，忽略具體論述的細緻運作，也忽略日益膨脹的文化翻譯空間，致使「世界化」仍被等同於「西化」，許多論戰與語文創造的運動再度走向二元對立的論述死胡同。
- 正如文本分析所透露的，分子化論述實踐和整體化二元對立之間的矛盾，最具體表現在狹義的「翻譯」實踐與論述上。
- 雖然哈洛威在﹁導言﹂中很謙虛的說，她第一期 （八○年代以前）的三篇研究，「可說完全不脫美國的歐洲中心主義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傳統」，但是這已經是在中心的內部（「位居怪物的腹中」）企圖揭竿起義了。
- 「孩子，是未完成的人。抑或，人，是未完成的孩子。」這是我有一天看著孩子時寫下的句子。
反之，林語堂強烈主張譯本必然要經過一定程度的「國化」，亦即遵循所謂的「中文心理」，才能用通順的語文適切表達原著的意義，否則就不是「有意義的中國話」，而只是「非中國話的中國話」。 林語堂不否認在翻譯的過程中，中文必然會「歐化」，但他主張將歐化應局限在詞彙，而不涉及「語法」。 瞿秋白將中國的語文系統矮化到所謂「姿勢語」的層次，當然是很有問題。 而這種矮化的目的無非只是要把中文放入歷史唯物論階段論中的「宗法封建的中世紀的餘孽」。
張君玫: 性別友善廁所
人類自現代性（資本主義）成為生活方式以來，便將非人世界（non-human world）視為「備用資源」（standing reserve），對其進行竭澤而漁的搾取。 這種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強力批判的態度，正是當前一切問題根源。 而這次的疫病雖然可能只是現代性的諸多問題中的冰山一角，但卻造成了全面性的衝擊。 由此可知，人類不能把疫病單純只視為疫病，而應視為一種來自天外的警訊。
異樣性也就是一種化成性(becoming-ness)。 路德將希伯來文的聖經譯成德文，賀德林(Hölderlin)將希臘悲劇譯成德文，都是透過直譯來擴展德文句法疆界的具體例證。 班雅明引用了德國翻譯理論家帕維茨關於「異化」與「歸化」的翻譯主張，以另一種方式呼應了中國新文化運動者的直譯觀點。 有鑑於中文與歐文在句法上的重大差異，「一字不漏的直譯」確實是頗為躁進的主張，卻也相當程度道出了當時一般常見的翻譯作法。
張君玫: ACT 80. 藝術測量．人類世美學批判
魯迅著名的「拿來主義」雖然強調「占有與挑選」的文化挪用過程，卻仍然輕忽了挪用過程中的交互動態，亦即，語文 ―― 張君玫 包括原著與譯作的語文 ―― 張君玫 之間，持續不斷的分子化跨越與創造運動。 在我進一步闡述語文改造的分子化運動之前，必須先檢視意譯派對於直譯歐文句法的批判。 除了梁實秋批評魯迅的硬譯形同「死譯」之外，另一位知名文學家與翻譯家林語堂（1940）也曾經批判「語體歐化」與「字字對譯」的問題。 林語堂從「信」的程度，區分了四種翻譯 ――「死譯」、「直譯」、「意譯」與「胡譯」。 值得注意的是，以直譯和意譯之爭來說，真正的問題已經不在於「信」的「程度」，而在於何謂「信」本身的定義已然不同。
但是，西方主義不儘然是「西方人」的權利，也可以成為「東方人」的改革論述策略，用以作為自我轉化的標干。 同樣地，東方主義也不必然是「西方人」對他者的幻想，也可能是「東方人」自我鞭苔的武器。 檢視中國上世紀的西化論述，將發現，中國的知識份子始終在這兩種論述策略的主體位置之間來回穿梭迴轉。 這種文化二元對立論可以說是百年來關於中西文化論戰的重要主題，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六十年代，八十年代，都分別發生了這樣的論戰（而三十、四十和五十年代之所以中斷主要是因為戰爭與高壓政治統治）。
張君玫: 人類世下的生態焦慮症：我們渴望什麼樣的自然？ 5年前
系譜學（genealogy）的樹枝狀已經不夠用，生命的概念變得網絡化，根莖化，直到網絡（network）和根莖（rhizome）的意象也不夠用。 一切我們所能想像的意象或許都不夠用，面對生命軌跡的複雜和生態系統的糾纏，我們需要的不僅是新的人類語言，而是必須開始學習非人類的語言多樣性，以及生命在各種尺度上的多重行動單位所展現的記號運動。 班雅明的翻譯者應該關心的，不是原著所承載的意義，而是「語文本身」。 這樣的「語文本身」，一方面如前所述，可以說是聖經傳說中巴別塔崩垮之前全人類共同的語音，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一個尚未成形的屬於全世界的未來語文。
張君玫: 藝術與文化
哈洛威在作者導言中說這是一本「身體、政治與故事之演化的醒世錄」。 處於這些身體、政治與故事的中心位置的，正是賽伯格的角色與意象，關乎「我們」是什麼的存有論/知識論/倫理/政治。 其三，從科技與社會研究觀點來說，就如前面第一點所提的，哈洛威其實與科學知識的社會（SKK）之提出幾乎同時，開始對科學知識的內容本身，進行社會分析與解構。 也許她沒有清楚地陳列出的「對稱原則」，但是卻有著更具體的社會關懷與性別政治：那是女性主義的科技與社會研究。 同時，如果我們仔細去思考「賽伯格」的那種「去主體、去認同」、但又同時強調其「行動與連結」意義，我越來越感到她其實提出了一個幾乎與拉圖（Latour）同時的、早期的「行動者網路」（ANT）的女性主義理論。 張君玫 在這一點上，哈洛威於本書中已經熟悉一些拉圖的觀點，還有哈洛威與拉圖後來彼此常常互相引用，可以作為確認。
張君玫: 社會與公眾
一個中文「字」可能同時包含了多個意符與音符，而且，一個中文「字」是動詞、名詞或形容詞往往必須視其語境和脈絡決定，也就是說，中文的「字」往往不像words一樣有確切固定的「詞性」。 也因此，在中國現代文法學的發展中，始終有一個至今無法達成共識的爭論 ―― 中國文法的分析應該以「字」為本位，還是以「詞」為本位（參見潘文國 2002）。 關於這個論爭的內涵與意義，已經超出本文的局限，無法在此詳述。 重點是，在翻譯的過程中，「字」與words之間在結構上的差異，也必然被突顯出來，而這個問題和「文法的翻譯」是分不開的。 比如，如何將歐式句法中的order of words改寫成中文的句法，「字字對譯」的可行性與後果為何，新名詞的翻譯應該採意譯還是音譯等問題，無不牽涉到「字」的結構。 要了解西方語音中主義和非西方語音中心主義之間的關連與差異，我認為，不妨將德希達對西方形上學的解構放入一個後殖民的脈絡中，而中文語言的百年改革正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論述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