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說， 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之後，還有壹只看不見的手，官僚之手。 雖然中國的市場 化（在大多數情況下）符合中國民間的期待，因而也受到民間內生力量的推動， 但沒有官僚集團這只手的許可、誘導、推動和控制，是不可能得到迅速擴展的。 就像小崗村的個別試驗如果沒有得到官僚體系的認可和推廣，便永遠不可能成為 系統性的農村改革壹樣。 在中國這樣壹個官僚體系全控的社會中，這壹點是非常 康樂園最細單位 容易理解的。 然而，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官僚體系對市場化的允許、誘導、推 康樂園最細單位 動是有條件的。
從表面上看來，這似乎對中央集權的中共體制不利，其實不然。 假如鄧小平象戈爾巴喬夫壹樣先從政治改革入手，實現公開化和民主化，那第壹個垮臺就不是蘇共而是中共了。 正是把註意力轉移到白花花的銀子上面，若整天討論共產黨的歷史，越談越憤怒，原來的信仰全是欺騙，全是禍國殃民的東西，那共產黨還有什麼能力團結他的黨員幹部呢？ 延安那麼困苦而沒散夥，是因為有奪取政權的信念，四人幫倒臺民眾那麼興奮，是因為四個現代化的美好藍圖終於有希望變為現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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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把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積累的所有資金用於填補個人賬戶，個人賬戶仍然會有較大空額。 康樂園最細單位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李珍解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財務狀況：“這就好比說壹個人口袋裏有10元錢，可他還有壹張11元的欠條在別人口袋裏。 ”這就是說，全國養老保險基金已經破產，現在正在交養老保險的職工未來退休領取養老金時將無錢可領。 再以醫藥為例，中國對藥品征收重稅，把最沉重的財務負擔加給健康狀況最差的人群。 世界衛生組織（WHO）要求：政府應該對影響人民健康的物品征稅，而不是對有益健康的藥品征稅，建議各國對基本藥物少征或不征稅，收增值稅。 歐洲制藥工業協會聯合會（EFPIA）2014年公布數據顯示多數歐洲國家對藥品實行免征或者少征收增值稅。
個人貪汙數額在五千元以上不滿壹萬元，犯罪後有悔改表現、積極退贓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予刑事處罰，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給予行政處分。 （四）個人貪汙數額不滿五千元，情節較重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較輕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酌情給予行政處分。 法學教授陳忠林根據1999－2003年最高檢察院與最高法院報告等相關數據計算出令人吃驚的結果：中國普通民眾犯罪率為1/400；國家機關人員犯罪率為1/200；司法機關人員犯罪率為1.5/100。 國家工作人員犯罪率比普通民眾的犯罪率高壹倍；職在懲治犯罪的司法人員的犯罪率則是普通民眾的6倍。 若是根據中國人的生活經驗，這個計算還是偏低，若以貪汙受賄幾千元即為犯罪標準，國家機關或司法機關犯罪率絕對在九成以上，甚至是百分之百。 因為官員的犯罪是被刑事起訴的，更多的隱藏犯罪並未統計在內，而壹般民眾的犯罪大多受到刑事處罰，能逃脫法律制裁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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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有組織的，公開的政治反抗行動風險巨大，底層社會對 秩序的反抗壹般會采取風險較小的形式。 與有綱領的、正式的反抗相比，這種反抗是潛在的、個體性的、隨意 的，避免了高昂組織成本，所以被稱為「隱藏的文本」。 2003年的中國民工「跳 樓秀」實際上就是這樣壹種「隱藏的文本」。 「隱藏的文本」是壹種不容易被觀 察到的反抗形式，雖然它可能對社會秩序的效率構成重大傷害，但卻很難被當局 視為壹種對政權具體的威脅。 當局的這種懈怠和錯覺很可能為底層反抗的進壹步 組織化發展提供機遇和時間。 顯然，中國農民工中越來越普遍的個人和有組織的 犯罪正在超越「隱藏文本」的初級形式。
據汪東興回憶，1967年10月毛親自查了自己的稿費存單，達570多萬，絕對是當時中國的首富。 1976年毛澤東死時，供他個人支配的私人存款竟高達7600萬元，其中7582萬余元，是毛澤東假公濟私、瞞天過海以“中共中央中南海第壹黨小組”名義開戶存放的，剩下的是以毛澤東的名字開戶的存款。 毛澤東以選集、文選、單行本、語錄、詩詞出版而獲稿酬，還有外文出版的版稅，存款再累加利息，毛死後很多年還繼續支付著，文革期間全國取消了稿費，但毛的稿費從未中斷。 直到2003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直機關工委就毛澤東選集新版的稿酬、外文版權費是否要納稅的問題，向國務院請示，內情才算是透露了壹些。 據統計，截至2001年5月底，毛澤東稿酬累計達 康樂園最細單位 1.3121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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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是在這壹點上，西方觀察者們大錯特錯了，他們過於簡單化的思維導致他們始終看不到中共改革的本質。 中共拋棄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制度、擁抱資本主義，至今已經四十多年了，但是西方觀察家們等來的卻是中共越來越嚴密的專制控制。 1950年中國的官民比是1：600；2007年的官民比是1：26。
實際的情況是，政府養官已經把財政收入花光，沒有錢提供公共服務，可憐的公共服務主要面對少數“體制內”人員，廣大民眾需要費高價去購買公共服務，有關“事業單位”再壟斷這些公共服務，乘機宰割的民眾。 在沒有壹黨獨裁的國家，社會的平衡調整機制有效，能緩和各方的利益沖突。 例如在日本，由於經濟不景氣，百姓生活水平降低，社會各界呼籲國家公務員削減薪酬以使社會財富分配更加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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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壹位房地產經理人抱怨說，他曾經為壹個項目前後跑了40多個政府機構，蓋40多個公章，每個環節都要花錢公關。 老百姓的買房錢，被政府拿走了七成以上，是高房價的根本原因。 2012年，全部2469家A股上市公司實現凈利潤19544億元，與上年相比整體凈利潤零增長，而當期實際繳稅22233億元，比上年增加17%，部分上市公司的稅收支出數十倍，甚至百倍於公司的凈利潤。 房地產上市公司年報顯示，2007至2013幾年中，139家房企繳稅額高達6430億元，而同期的凈利潤僅為6265億。 總體而言，企業的稅負增速大於利潤增速，經濟發展的好處全被政府吞噬。 朱镕基在清華大學的演講承認：“房地產的錢都收給了地方政府，而且不納入預算，這不得了。
- 黨務系統也是這樣，黨的政策由中央決定，地方黨組織只能執行，沒有政策上的自主權。
- 在政治方面，共產黨資本主義制度仍然是壹切權力均由共產黨壟斷，全面的政治高壓和嚴密的社會管控扼殺了民間任何追求自由民主的言論或行動。
- 2003年5月6日，由國家計委和國家體改委合並而成的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 員會正式掛牌。
- 窮人無疑是體制腐敗的最終受害者，腐敗成本最終都要轉嫁到民眾頭上，就象藥品的層層回扣最終要由病人承擔壹樣。
- 持續的經濟增長、國際社會由旁觀 到接受再到驚嘆的態度轉變，使中國官僚體系的整體意識由焦灼到自信，最後變 成壹種權力的自負和驕狂（這當然是壹種不詳的信號）。
- 不過，發生在南京的「8?22」慘劇僅僅是壹個全國性自殺抗 議運動的開頭。
- 明崇禎皇帝生活儉省，仍為最典型的昏君，饕餮之徒者年羹堯，鮑參刺肚總嫌不夠，軍中大擺盛宴，卻是常勝將軍。
的確，在26 年的轉型中，中國的市場化進程相當迅猛，許多領域的市場競爭程度近乎慘烈， 更遠遠超越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歷史經驗。 但更接近真相的 事實則是，這種慘烈的競爭僅僅被局限於大多數次要領域和龐大的中下層階級之 中（這壹點我們還要在後面具體論述，在此不詳）。 壹個明確的證據是，在經濟 活動中占有絕對重要地位的金融、土地等要素資源以及電信、能源、媒體、基礎 康樂園最細單位 設施等具有全局控制力的關鍵領域仍然牢牢控制在官僚系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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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這個比較保守的比例推算，全國預算 內工業企業帳外國有資產凈值可達146.7億元。 如果加上大量預算外企業的帳外國 有資產，這個數字會更龐大。 盡管各種消息都表明國有企業改制失敗，但中國政府從來就不肯承認現實。 遲至2002年2月，中國國務院高層官員才表示，從1996年至2001年末這5年之間， 中國政府用於企業兼並破產核銷的銀行呆壞帳準備金約2,800多億元，破產企業達 5,335戶，涉及職工430萬人。 今後4年內還需要劃撥 2,900億元巨資，用於核銷破 產企業的銀行呆壞帳，進而對2,900戶國有大中型企業和資源枯竭的礦山實施關閉 破產。
所以，當農民和城市邊緣階 層被第壹批釋出控制圈的時候，他們實際上是獲得了自由，因而也獲得了成功。 然而，當中國改革轉入城市改革之後，第二批被釋出控制圈的工人卻遠遠沒有那 麼幸運，因為他們更多的是失去了保護。 中國改革在轉入城市之後，實際上就是 壹個工人逐漸被逐出保護圈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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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他們還是談判能 力以及信息反饋能力最低的壹群。 這種地位決定了，農民將是官僚體系利益惡性 最大化的首選犧牲對象。 當經濟增長停滯，財政拮據的時候，這種「抽取」就可 能將農民直接驅趕到生存底線之下，制造出龐大的「博命集團」（這是吳思先生 壹個精彩的發明），此類博命集團在中國2000年的王朝循環中扮演了十分顯眼的 角色。 其實原因非常簡單，1998年亞洲金融 危機的後果開始在國內發作，官僚體系維持經濟增長的壓力驟然增加，所謂「積 極的財政政策」就是這種壓力的壹個後果。
對於民眾來說，說他們有太多的錢以致於表現為經常賬戶盈余，簡直是壹個笑話。 這些錢通常會逃離中國，但由於美元疲弱及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膨脹，這些錢留在了中國，並且擁入房地產市場。 除非通過反腐削減中國的灰色收入，經常性賬戶盈余不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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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中國許多地方 官員，正是通過城市面目「幾年大變樣」的政績秘訣得以快速晉升的。 事實上，通過變賣土地和推動房地產市場的繁榮，房地 產業已經成為許多地方政府不折不扣的「第二財政」。 第三，官僚利益集團可以 在膨脹的房地產泡沫中獲取巨大的個人利益。 換句話說，官僚利益集團及其合謀 者經常就是土地的潛在買方。 如此強烈的利益驅動，難怪在遇到拆遷「釘子戶」 時，湖南嘉禾縣的地方官員會惡狠狠地喊出：「誰擋我壹程，我滅他九族」的驚 世駭俗之語。 康樂園最細單位 更兼在 長期的市場經濟氛圍中運作，這些地方的國有企業中的壹部份已較能適應現在的 市場遊戲規則，故此其改革經驗在很大程度上沒法被東北、上海等國有企業集中 之地所仿效。